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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8日星期五

首席软件架构师:盖茨的另一个接班人

文章来源http://caijing360.blogspot.com/

首席软件架构师:盖茨的另一个接班人


再见,比尔!这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人让个人电脑成为大众商品,其继任者雷·奥兹能否抓住科技业的下一场革命—云计算—并让微软重焕青春?

此刻,关于微软,你还能想起什么——除了收购雅虎未遂?

在见到52岁的雷·奥兹(Ray Ozzie)之前,我们也试图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从下月起就将正式接任比尔·盖茨“首席软件架构师”头衔的人,会如何看待今天的微软?

奥兹著名的前任马上要完成他漫长的告别。那个商业界、科技界、慈善界的奇才,从两年前的6月份起就宣布了退休计划。有时候你甚至会想,这两年里,微软是不是就忙着给盖茨送行,没有干其他事情了?这两年里,微软没有攻占下任何一个新的山头。这家公司的几大“新”业务一如既往地在流血,支撑它的仍然是Windows和Office——这两个产品线给微软贡献了近80%的收入。

这听起来有点苛刻。两年时间里能做什么?的确,看看壳牌石油或者波音飞机吧,两年时间不会给这些公司带来任何变化。但在科技界,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科技界,两年的时间足以让一家公司种下成功或者失败的种子。

微软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吗?好像没有。在PC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方面,它依旧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仍然以两位数的年增幅成长,并且保持着惊人的77%和66%的营业利润率。而微软进入的新业务——游戏机、手机、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商业软件、在线广告和搜索……无一不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高增长市场,并且,这些领域正在决定着人类数字生活的未来。

是的,微软还是那么赚钱,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这家公司的口袋。正如CEO鲍尔默在去年底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言,“现在公司非常强大、健康。”从财务上来说,的确是这样。但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微软至今都陷在创新的困境之中。微软今日的现金奶牛,全部是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产品。Windows源自1985年,Office可追溯到1982年,服务器产品市场也早在1993年就开始进入。

而微软的那些新业务,没有一个是它自己首先发现的。当然,你可以说微软从来没有真正首创过,从DOS到图形界面操作系统再到Word和Excel办公软件,都是学习或者收购他人的结果。但毕竟,微软的这些产品真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软件业的时代。同时,它们的成功也奠定了微软“业界杀手”的声名,没有人敢和这家公司竞争。施密特成为谷歌CEO后曾经对朋友说,“能在一个不跟微软竞争的公司里工作简直太好了。”

施密特显然说错了,微软正在进入谷歌的战场,而且下了狠心——它几乎就以44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雅虎。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今天似乎没有人再害怕一个咬牙切齿的微软了。在这些新发现的大陆上,微软的追赶步伐比以往更为沉重。除了商业软件产品线在7年以前收购而来时就已经盈利外,微软的其他新业务亏损至今。事实上,它们早就不能叫“新”业务了,它们中最短的也已经有了7年的历史。微软在游戏机、手机、数字播放机、在线广告和搜索这几个市场上,在上财年的收入之和是85亿美元,亏损26亿美元。被微软的追赶对象呢?苹果的iPod加上iTunes在线音乐商店,是一个108亿美元的业务;诺基亚的手机,一年为这家公司带来377亿美元;任天堂在游戏机上岁入90.6亿美元;只有广告这个单一收入来源的谷歌,上年进账166亿美元。而这几家公司的营业利润率都保持在20%以上。因此便不会奇怪微软近几年来为何在华尔街颇受冷遇。从2003年到今天,微软的股价涨幅是0%。同时期内,纳斯达克大市指数上升了70%,谷歌股价涨了500%,苹果股价更是五年前的25倍。

也许收购雅虎最重要的一点,是能证明微软还有活力。这家软件巨头以446亿美元的巨资,对互联网没落新贵发出的收购要约,起起伏伏到现在,也快半年过去,戏剧性已经大为减弱。如果之前人们还兴奋地讨论这样一个联盟会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大家对此消息的关注已经变成了不得不为的事情,就像明天是否该下雨一样,你会想知道,但知道了也不会怎样。

事实上,今天微软最大的麻烦,还不光是创新乏力,或者强敌环伺。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发挥互联网的威力。自从千禧年泡沫破灭以来,互联网正在以更隐秘、更深层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使用软件的方式。

当你在新浪邮箱或者Gmail上处理邮件时,当你在YouTube或者土豆网上收看视频时,当你在iTunes或者百度(呃,暂且不提正版与否)下载音乐时,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似乎和微软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根据你使用电脑的习惯,继续把这个单子拉下去。你的Word或者Excel文档、你的日程安排、你的电话簿、你随手拍下的照片和视频,当这些都可以存储在互联网上,你通过手机或者任何一台电脑可以随时获取、查看和编辑时,还有什么工作是你一定需要在电脑上安装软件才能完成的?

如果你都不需要购买软件装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的电脑上了,软件产业还如何存续下去?或者说,如果软件还是重要,但不需要花钱了呢?谷歌和Adobe公司就提供了上述的大部分功能——免费,其中还包括了免费的电子文档在线处理软件。你甚至可能会发现,使用什么操作系统都无所谓了。因为你要想访问和处理你的信息,只需要一个浏览器就足够,你的操作平台就是互联网,而不再是眼前的自己的计算机。这个时候,惯以计算平台闻名的Windows怎么办?

如果不是比尔·盖茨30年前那个“把电脑放在每个桌面上”的理想,PC不可能成长得如此迅速,人们因此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力量。同时,盖茨30年前通过将软件变成个人化计算的核心,开创了软件业这个产业,找到了这里的商业模式——刻成光盘,装盒,卖给用户,在一台电脑上安装就收一笔费用。盖茨制定了这里的游戏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最为强大的商业帝国。而今,这片微软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一点点地缩小。本地软件正在被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取代。

退了休的盖茨似乎将要和这个由他一手开创的时代一道离去。在他之后,微软如何解决新时代下的生存挑战?这个问题,他留给了奥兹来解答。

此刻,一头银发的奥兹就坐在我们面前,笑容可掬。他完全了解互联网带来的急速的、深刻的变革,他警告微软众高管:如果不加以应对,我们就危在旦夕。但同时,他也了解如何从互联网的新图景中找到商业未来——2005年10月,他写信给微软众高管,阐明了这家软件巨人今后的转型策略,那时他加入微软才半年。当然,在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很早就把互联网当作充满乐趣的学习之地——他看儿子玩联网游戏《雷神之锤》,把女儿加为自己在Facebook上的好友。

“眼下我真希望自己能流利地使用汉语,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能在QQ上冲浪了。”奥兹坐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演示室里对《环球企业家》说道,身体前倾,少年人般的狡黠从眼睛里一闪而过。

中年互联网精英

雷·奥兹是盖茨能找来接替工作、带领微软在互联网时代拼杀的最佳人选。他几乎就是为网络业而诞生的——准确地说,是为让传统软件业在网络时代的转型而生。

奥兹只比盖茨晚出生不到一个月,他和盖茨、鲍尔默等人年纪相仿,意味着他们之间不会有代沟——这很重要,盖茨不需要一个年轻的互联网商业精英来破坏微软内部的平衡。他和盖茨互相了解,二人早在1981年就结识,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两年,正在软件艺术公司(Software Arts)做程序员,这家公司出品了早期最成功的工作表软件VisiCalc,该软件一度帮助苹果公司的Apple II成为最受企业界欢迎的微型计算机。那一年,盖茨开始和IBM的代表谈合作,把BASIC语言和DOS操作系统卖给IBM,后者当时眼红于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上的成功,正准备推出IBM PC。“我们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环境的变化。”他对《环球企业家》说。

奥兹和盖茨同龄,在同个时期进入这个行业,因此也见证了软件业的兴起,而他本人也为此做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他了解互联网的气质和属性,他当年开发的Lotus Notes便是基于网络办公的产品,后来创造的Groove则进一步把商业协同工作拓展到了互联网平台上,让不同部门、甚至不同组织的人通过互联网共同完成某一特定的工作,打破公司和组织的壁垒。

更难得的是,奥兹和年轻的互联网一代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这主要是通过他的一对儿女来完成的。奥兹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把ICQ和IRC(早期的聊天室软件)介绍给他们使用。奥兹的儿子喜欢上玩《雷神之锤》等游戏,他就教会了儿子使用一个叫Roger的软件,联网对战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们说话。奥兹一度扮演了孩子的互联网启蒙师,其积极结果是,“在孩子长大了些后,他们了发现各种各样的新鲜(互联网)玩意儿还会给我看。”事实上,他上一个创业产品Groove,就是受到了儿子玩联网游戏的启发。现在,他也在Facebook上有了自己的页面,他想知道为什么女儿每天会在上面花四五个小时。

你看出来了,奥兹多年来拥有创业者的经历、工作方式和思习惯,从来没有过领导一家大型公司的经验。他在业界里有相当的名气,但其实只开发过两个主要软件。第一个叫Lotus Notes,最成功的企业协同软件——问世24年至今,在全世界拥有1.25亿用户。公司被IBM收购5年后,奥兹不满大公司作风,重新出去创业,成立了新公司Groove。然后在2005年4月,目标远大但身板瘦小的Groove再度被一家大公司收购。这家公司就是微软。一年后,他便成为了微软在技术方面的最高战略指挥官。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背景的人会立即空降为到奥兹的位置。盖茨说奥兹是“宇宙中最好的软件员”,但奥兹却从来没有“电脑极客”身上典型的不修边幅形象,他的西装质地比盖茨和鲍尔默更考究。他的微笑拿捏得恰到好处,但又没有百货店售货员那样的职业感。他说话轻柔,没有典型微软高管那样的过度自信或者强烈的表达欲,不要指望他会有鲍尔默那样的大喊大叫,他也永远不可能像盖茨那样对手下不留情面地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问题”。

奥兹与盖茨的区别不仅限于此。微软的产品负责人只有在项目开始前和成形后才有机会见到盖茨,他们得带着厚厚的文稿,奔向盖茨的办公楼,穿过两层保安,去会议室里听取这个商业和科技巨子对项目中每一个弱点的咒骂。但奥兹却会主动跑去手下经理的办公室,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参与讨论,任何时候都做了充足准备。他甚至会守在程序员旁边,看后者捉“虫”,因为他将之视作和员工闲聊的最好机会,他可以借此了解员工的想法,包括办公室八卦。他不喜欢上台演讲,他认为这会让他和普通员工之间产生距离感。

但奥兹丝毫不欠缺盖茨的直接。他也许是微软高管中最不忌惮与记者坦然提及谷歌、苹果等竞争对手名字的人。他甚至可能是微软高管中第一个承认微软应该学习谷歌建立的收入模式,这也许同时意味着他比其他老微软人更加开放。

他甚至对着微软内部最高级别的管理层批评微软近年来在技术和组织战略方面“连续犯下了几乎每一种错误”,那是在2005年6月一个只有15人参加的微软最高级别内部会议上,会议是由奥兹主持的,当时他刚加入微软不到两个月。

他“有胆量”这样激进地说话,但同时又能保持人们对他的好感,这不光是因为他有可亲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盖茨的极大支持。在各种公开场合,包括媒体采访,当提到奥兹时,盖茨总是用最热情的话来评价他。“23年来如果(我)只能雇佣一个人,那他一定是雷·奥兹。” 2005年盖茨说道,“奥兹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怎么夸奖都不过分!”。

云的威胁与诱惑

在来北京见到我们之前,奥兹刚刚发表了一个内部战略计划,他在里面引用了一个数据:未来三年内网络广告总额将从今年的400亿美元增长至800亿美元。

如果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话,那么就目前而言,这个市场的近一半已经被谷歌占去了。谷歌截至2007年年底的年收入已达到166亿美元,接近微软的1/3。而在3年前,在奥兹开会、发邮件敦促微软的变革时,谷歌的2004年收入还“只有”32亿美元,不到微软的1/10。更可怕的是,这3年来,谷歌只有一个收入模式:提供免费产品给互联网用户,然后让广告商买单。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谷歌的收入如此巨大,增长如此迅速,以至于他们有足够的资金——谷歌1781亿美元的市值已经是科技业第二大,仅次于微软——去研发和推出更多产品,用户可以快速、方便、随时随地在互联网上使用这些产品。仍然,这些产品都不要钱。今天,这些产品已开始逐步侵入微软领地。谷歌的邮件服务Gmail正在取代微软的Outlook,其在线文档服务则直奔微软的Office而去,两个月后人们就会开始用上运行了谷歌系统的手机,而这也是微软的重要业务之一。

另一家公司正在比谷歌更激进地把未来变成现实。

想必此刻拿到这本杂志的时候,你和你周围的同事朋友还在津津乐道于苹果新推出的iPhone。这款售价不到1400元人民币的史上最强大手机,第一次真正能将计算机放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口袋。但苹果更大的野心是,将互联网放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口袋。通过苹果即将上线的MobileMe服务,你可以在新iPhone上随时更新自己的邮件、电话簿、日历和照片。任何时候,你的这些资料都在“那里”,供你取用,不论你在任何地方——家里、办公室、酒店房间或者咖啡馆——只要你能连接互联网。

那里是哪里?不完整地说,是在苹果公司的服务器上。但苹果的这些服务器很可能外包自谷歌的数据中心。而谷歌庞大的、由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台电脑组成的“服务器农场”,散布在世界各地,连接在互联网上。所以,准确地说,你的这些信息,以及你处理这些信息所需要用到的工具,都在互联网上的某个角落。

用当下最流行的词来说,你的信息都存储在“云”里。这朵“云”就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互联网。以往,你的信息存储在本地电脑上;管理和处理这些信息,是由安装和运行在本地电脑上的软件来完成的。一旦信息的存储和处理都交给了“云”,手机变成了比电脑更常用的信息获取工具,电脑都不再重要了,电脑上的软件又何去何从?

“一些强有力并且意志坚定的竞争者正在像激光一样专注于互联网服务以及以服务方式呈现的软件。”奥兹在2005年10月那封给微软全体高管的信中写道,“谷歌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更值得警惕的是,“除了大型竞争对手,‘软件加服务’的行为正在新创公司里和草根应用上大量呈现。”也许是巧合,写信那天是盖茨50岁生日。两天后,盖茨在给微软高管的信中盛赞了奥兹的洞见,称其价值堪与盖茨1995年所写的《互联网浪潮》媲美。

盖茨没有夸大自己的远见。尽管被指责没有及时预见到互联网大潮,微软仍然在20世纪的最后五年里成功赶上了这一潮流。但微软没有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被击垮的副作用是,微软由此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控制住了互联网。十年前,微软一夜之间推出的网络浏览器IE打败了Netscape,后来几乎成为“互联网”的代名词。2000年时,微软计划让所有的产品都面向互联网,盖茨给这个计划取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名字:.Net。那一年,他甚至准备推出一个叫HailStorm的服务,让用户所有的数据都存储在网上,打通信息与信息之间的樊篱,让用户的信息都在同一个地方处理和存取。是的,伟大的创想。我们能不能说,是“谷歌式”的创想?当然,那一年,谷歌还在忙着寻找收入模式,新时代的其他开创者们也还远构不成威胁——亚马逊正在低调地熬过互联网后泡沫时期的寒冬,苹果还没有尝到iPod的味道。特殊的转型变革的速度,比想象的还要快。“云计算”这个概念诞生至今不过大半年时间,现在已经成为了所有面向未来的企业的前景。

苹果新推出的产品和服务进一步证明了,将“云计算”——也就是把信息交给互联网来存储和处理——提供给普通人使用的气候已经成熟。苹果这个叫做MobileMe的服务战略最大胆的一点,是它不仅仅捆绑苹果的Mac电脑,PC也可以和这朵MobileMe“云“同步信息。这会不会让你想起比尔·盖茨在这个世纪初说的那句话——“你不需要在不同的地方输入同一个信息”?今年夏天,运行着谷歌操作系统的新上市手机将继续推进苹果——或者说,是盖茨——的理想。

奥兹其实已经提前找到了MobileMe的竞争产品。在苹果宣布推出MobileMe服务的两个月之前,奥兹在发给全公司的名为《微软的服务战略》的信中,他提到了Live Mesh的概念,这是一个让用户在手机或者不同的电脑上都能同步文件,并且与朋友共享的互联网服务。这已经不是微软在提供互联网服务方面的第一步。现在,微软开始提供若干传统服务器软件产品的网页版本,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将不用下载安装这些软件,它们只需缴纳年租金,就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使用。

亚马逊早就把这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意。最大的网络商店亚马逊是第一家针对企业提供云服务的公司。纳斯达克(Nasdaq)用于实时浏览历史市场数据的软件,就使用了亚马逊网站的S3存储服务来进行托管。而《纽约时报》租用亚马逊的云计算服务,将其自1851年以来的1100万份报道转变成可搜索的数字化文档,耗时仅一天——这项工作若用传统方法可能要数月才能完成。

这正是“云计算”名字的来源。最新最强大的桌面PC运算能力仅为30亿次每秒(这已经是20年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水平),但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通过连接桌面级服务器而提供的计算能力,数量级则达到了每秒10万亿次。

本地电脑的计算能力正在逐步被互联网级别的运算能力所替代,因此很多中小企业若放弃本地软件应用,转而使用亚马逊等公司提供的服务,将节省大量的硬件购置和维护费用。更何况,亚马逊提供的服务很便宜:每1G的存储收费15美分,服务器的租用则是每小时10美分,但据估算,亚马逊从“云计算”服务中能实现45%的利润率,高于其销售书籍的毛利。谷歌也许更具威胁,到目前为止,谷歌提供的存储和计算服务,都是免费的——它有庞大广告收入做支撑。

这些,用奥兹的话来说,既是危机,同时也是机遇。不过,关于用什么方式抓住这个机遇,奥兹给微软制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向——“软件+服务”。作为一个软件业的老兵,奥兹和盖茨一样不相信本地软件会全部被互联网服务所取代。他坚信,“人们并不畏惧PC。”他拿数码相片举例子来反问我们:目前有多少人会把自己的数码照片上传到“云”然后把它们从PC机上删除呢?“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在‘云’上能为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一切,而我们又信任‘云’胜过了信任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时代。”奥兹对《环球企业家》说。

因此,面对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的竞争,奥兹提出,微软要做的,是给用户提供“选择”。微软将会提供质量优良的互联网服务,同时也提供质量更优良的本地安装和运行的软件。用户愿意选择用什么,微软就提供什么。

“微软的战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给予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选择自身使用技术彼此交流的选择机会。”奥兹说道。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微软在“云计算”服务方面不会服软,但也别指望它会放弃软件业务,变成一家彻底的互联网公司。是的,这听起来非常具有微软风格,显然奥兹已经找到了融入的方式。

不过,奥兹接着的一句,又恢复了他在互联网界被染上的开放色彩:“我们不是要创造一种模式来支配整个世界,我们不打算说,如果你不按照这一模式运作你就是违反了规矩。”

挑战之外的挑战

如果转型成功,奥兹领导下的未来微软会是什么样子?

奥兹还是用Live Mesh做了例子。你要去某处,在家里的电脑上搜索地图,然后这个地图及行车路线就会出现在你车里;你在看电视,正在播放的某个剧集你如果希望在便携设备上看,你只要说一声就行。所有的设备都连接在互联网上,“网络了解你所有的设备,它知道怎样从其中一个上面传到另一个上面。”奥兹对《环球企业家》说。“网络就在那里,可以把一切联系在一起。”

估计你也猜到了,奥兹希望这些电脑、汽车控制系统、电视机顶盒和手机里,运行的都是微软的系统,以及你搜索到的地图、将这些设备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服务,都是微软提供的。这就是奥兹给微软规划出来的“软件+服务”策略。微软的互联网服务——或称“云”服务——加上运行了微软软件的各种设备,将给用户提供“最好的体验”。“不与具体设备结合的策略是一种不完善的策略。”奥兹向我们强调。

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世界,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奥兹说。承载了奥兹未来构想的Live Mesh现在还处于非公开的测试期,功能也还只是比较简单的文件异地同步和多人共享,暂时也不能将服务提供给手机。

然而,相比之下,苹果MobileMe服务即将上线,iPhone也将成为使用互联网服务最好的手机终端。微软远不成熟的Live Mesh马上就会因此遭遇强大挑战。更何况,奥兹在其服务战略中着重指出,PC将不再是核心,多种不同的设备成为了获取互联网服务的终端。未来将是以多种设备为互联网的接入装置,而不再是传统的PC为中心。因此,移动设备,尤其是手机,对微软来说具备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战略意义。

从数量上,手机早已是第一位的信息终端。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球手机用户数已超过33亿,而全球PC用户数到2008年底才有可能达到10亿。

苹果的iPhone从运算能力上证明了手机可以扮演和电脑同样重要的角色。iPhone的芯片速度几乎等于当今市面上的一台微型笔记本电脑。它能管理文档、照片、联系人、日历和邮件,它浏览网页的功能更是达到了桌面浏览器的级别。

那么,奥兹能帮忙多卖出几台运行着微软Windows Mobile的手机吗?微软的目标是在2008财年结束时Windows Mobile手机能达到2000万部,这在2007年全球手机出货量中只占2%,不能说是已经获得了成功。

奥兹也会很难解决Windows Mobile的开发困顿问题。原本计划在2006年推出的新手机系统“光子”(Photon),一再延期,现在已经被放进了2009年的计划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Windows Vista,微软组织了数千工程师、耗时六年开发,中途屡次跳票,最后不得已放弃了诸多革命性功能后方才面世。奥兹能优化微软曾经闻名于世的大型软件开发方式吗?

显然,奥兹能解决的问题有限。在盖茨的时代,盖茨可以在做出技术转型的同时,迅速在商业运营的策略上加以调整。Windows 95于1995年7月发布时没有包含互联网浏览器,盖茨意识到了这个落后,一个月之内就购买了一家小公司的浏览器并修改为Internet Explorer发布了出去。而在“奥兹+鲍尔默”的时代,技术蓝图的商业化,以及商业规则对技术战略的要求,能够很好地协调吗?在一个近六万员工、副总裁级别的管理者高达上百人、产品战线拉得比任何公司都更长的微软,要对公司复杂的内部资源进行好调配,以适应新的技术战略,这又是奥兹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2005年那次奥兹主持的会议结束后,鲍尔默马上召开了连续八周的周末会议,每周末和各业务高管讨论新战略的一个方面。会上,人们在比较依托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与依托交易费和传统授权经营的商业模式时,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奥兹能否解决这些分歧,还需假以时日方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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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文章来源http://caijing360.blogspot.com/

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2007年6月7日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人类最大的进步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

  

  2007年6月7日,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做了演讲,以下为全文翻译。

  Bill Gates: Never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 比尔·盖茨:世界多么不平等 想法改变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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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

李银河:讲民主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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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讲民主有意思吗?

我常常想,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其实对其他事是不关心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之外,凡是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多不会注意的。这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也是正常态。大家吃饭、睡觉、生孩子、养孩子,有时恋恋爱,有时做做爱,有时单相思,有时搞搞婚外恋,有时发发抑郁症,然后逐渐老去,生病,死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如果社会没有极大的不合理,没有极大的不公正,人们也不会过多地关心政治(80后代表人物韩寒说:中国的政治还没到可以关心的时候。看来连小孩都知道这一点)。正如伏尔泰所说:“应当耕种我们的园地”。对周边的社会和人群既不取乐观主义(一切都好到无以复加),也不取悲观主义(一切都坏到无以复加)的态度。

伏尔泰是王权和宗教的敌人,他曾被关在著名的巴士底狱,他的书常常被禁,被当众烧毁。他喜欢当时英国的宪法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想让法国人知道一些英国的情形,“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缺点和制度,改变一下宗教与政治思想”,当时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可以随便批条子把他不喜欢的人不经审判关进监狱。伏尔泰只有做使徒(传播思想)的意愿,而没有做殉道者的决心,他期望能自由思想,但不期望在巴士底狱度过他的人生。他狡猾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建了几幢房子,平常住法国,迫害一来就住瑞士。他写的东西从来不高深,只是“用明白的言语表现简单的思想”。但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一生总是在不懈地传播他简单而正确的思想,写了无数的小册子、短文、小说、诗歌、书信,有如洪水一般,流遍法国大地,直到老年,他还在喋喋不休,他说,“我哓哓不已,这是我老年人的特权,我将哓哓不已直到同胞革除愚蠢的时候”。

有时我想,在中国谈民主就像伏尔泰在18世纪所做的,道理不见得艰深,人们也不见得关心,但是他为什么还一直“哓哓不已”呢,他做的全无意义吗?应当说不是全无意义:法国现在已经实行了民主制,他的同胞已经不像18世纪那么愚蠢了。这里面有他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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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日星期三

演讲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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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
地点: 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精彩语录节选: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
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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