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所以力主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是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因此,高附加值概念被认为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必然。人们为何会得出一个高附加值的概念呢?在实践中,两个工人和两个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差异的确很大。因而地方政府总是以各种优惠政策、资金和土地资源来促进所谓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以突显地方财政对科技的支持。久而久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附加值高的产业是理想的应当扶持的产业。
我们知道,对一个产业的优惠政策意味着对另一个产业的不公平。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利创新者”可以轻易地获得资金和优惠待遇。既然高增加值的产业如此符合人们的愿望,资源要素为什么不能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轻易地注入到该产业中去呢?经济学家给予的答案之一就是人均增加值较高的产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资本的驱动,高新技术产业就会失去动力。但是人们只看到劳动投入的减少,却忽视了产业对资本需求的扩大。当资本、知识和劳动一样成为稀缺资源时,并不能保证政府扶持高附加值的产业就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税收,会形成理想的产业。特别是我国的中西部省区,在既缺少资本又缺少知识要素的情况下,政府扶持高的科技产业为什么难以见效呢?原因是在这些地区,政府不顾资本投入的效率拼命地扶持高新技术,因而形成“群狼式”的中小企业对资金的渴望,这更加恶化了科技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在知识要素缺少的情况下,呈现出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与此相反,上海、北京、深圳和苏州,因为同时处在资本和知识人才的密集型区域,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某些地方政府一厢情愿式地都要扶持高新技术,在资本和知识型人才两缺的情况下,只用优惠的产业政策就想形成高新技术的强大产业,只能是空想。任何想要改变资源用途的短期干预措施只会降低国民的收入,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侵占其他产业所需的资金,进而影响其他产业的有序演进和竞争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领域的人才和技术向沿海地区流失仍在继续扩大,主要原因是在制造业领域的科技投入不足,用于中小企业的重复研发资金却越来越分散,效率极为低下。结果制造业的规模化显示的效率被人为地延迟,而高新技术产业消耗了太多的资金却长期得不到回报。这一方面归结于需要大量资本和知识人才的企业在政府的单一资金扶持下,相互脱节,企业要么资本短缺,要么人才短缺,两者难以结合发挥作用,传统产业则很好地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占据产业链的适当位子,或者使用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拼命地扩大利润空间。
美国的经济学著作曾经做出过一个对比,服装产业的工人只需要配备一台缝纫机就可以创造没有多少资本和知识支持的相当价值,虽然工人人均增加值很低,但资本投入很少,且相当稳定,对于资本要素并不丰沛的中国来说,工人的劳动价值并不需要故意贬低,8万件衬衣换一架空客飞机几乎全是人力资本创造的,资本的因素并不明显。在另一端,石油、冶炼、汽车、工程机械和航空工业人均产值很高,这些产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令人惊奇的是,像这样先进的产业中,工人人均增加值并不比所有制造业的平均水平高出多少。我们以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院士的“高性能碳/碳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项目为例。该项目虽然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结束了国家技术发明奖连续六年空缺的历史,但项目所消耗的研发资金和省市政府给予的上百亩的土地和产业化资金的融资优惠比一个工人平均创造的附加值是高还是低呢?如果长沙市再多几个这样的项目需要支持,中国再多几个“陈进”,那么国家财政将成为他们的自动“取款机”,他们不仅换不回飞机,却毫无止境地消耗了财政资金。
在市场、资本和知识都缺少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较快,有的地方产业要素总是处于稀缺的状态呢?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温州、义乌等地的“小商品”最终成为了浙江省庞大的税收来源和充分的就业领域,令中西部地区羡慕不已。为了追赶高新技术产业,中西部地区总是把有限的资金盲目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而资金和人才充裕的浙江、江苏和广东仍然只用缝纫机和中西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竞赛,那里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去耕种中西部地区的农田,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要么到沿海传统工厂打工,要么在家打扑克。沿海地区继续借用中西部廉价的劳动力在积累资本。
表1 工人人均增加值(1991年)
产业 | 服装 | 电子 | 飞机 | 汽车 | 石油冶炼 | 其他制造业 |
工人人均增加值(万美元) | 3.48 | 7.48 | 8.63 | 11.23 | 26.75 | 7.27 |
表1数据表明,较高的人均增加值基本上属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要判断一个高新技术产业是否理想,现在的标准是令人怀疑的。
这并非排除政府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高增加值并不是判断一个产业需要扶持的标准,也不是判断产业好坏的标准,也不能说明高新技术产业部门都有很高的人均增加值。由于长期存在的资本与知识结合的人力资源的流失和“弃用”,制造业领域的科技资金得不到充裕的投入,这些该解决的问题长期而没有获得很好地解决,致使许多企业和政府官员在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时“一唱一合”,遥相呼应。虽然政府和企业都希望科学家和工程师早出成果,但他们无法按政府的思维来完成任务。作为发展中的中国,科技资本短缺的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完全在于需要资金的部门实在太多了,而科技企业的产出实在太少,常常处在“有心栽花化不开”的境地。几乎所有的企业创业者、科学家、院士、教授都在寻求资金,因此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矛盾突出就再所难免,为了寻求财政资金科学家既使是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
让我们注意:进入到发展期的规模化的知识型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仍然在不断地扩大,他们比中小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以保持持久的竞争力,但资金都分散到了小企业和打着研发招牌的个别人那里,实在是科技管理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长期忽视规模化成熟的知识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国没有产生微软、辉瑞和英特尔式的知识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需要资本驱动,但必须是知识要素和市场要素充分体现的前提下,资本的注入才会产生作用。建立创新型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有序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出在“空中楼阁”的高新技术。
传统产业原本的实际作用长期被高新技术的政策所“遗弃”,因而我们从工人的劳动工资获得就能看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之相对的工资增长却是迟缓的,并且与GDP的比重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创新型国家——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我国持续的低工资使传统产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不断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进一步减弱了企业的知识要素。因而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只能不断“索取”财政资本来驱动,造成资本越稀缺,就越需要资本。为了培育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必须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的市场驱动力,并注重资本与知识要素的结合,让有限的财政资金能起到引导的作用,有关这些因素应当在贯彻执行《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注意到。
文章来源http://caijing360.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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